辜鸿铭的子女后人简介_辜鸿铭的子女后人简介,辜鸿铭的后代都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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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

3.辜鸿铭的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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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辜鸿铭的妻子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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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辜，读音作gū(ㄍㄨ)]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子姓，出自唐朝时期江南道观察使林正，属于帝王赐姓改姓为氏。

        辜氏始祖为林正，字达中，生于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原姓林，为殷商比干之子林坚的后裔，闽晋安林氏始祖林禄之十三世裔孙林孝诚(字允谦)之孙。其家世居福建莆田太平村永定里(今福建莆田尊贤里北螺村)。

        林正在二十二岁中举人，在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甲午科进士及第，授江南道观察使(辖今浙江、江西、湖南等地)。林正在任期间励精图治、兴学校、除苛政、廉正爱民，是应贞观之治。

        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江南道大旱，民不聊生。林正悯民饥苦，不及禀奏朝廷，便毅然下令开官仓放粮赈济饥民。

        当地豪绅乘机构陷，事闻于朝，唐太宗起初大怒，诏令将林正逮捕下狱法办。江西百姓闻讯，不忍林正蒙受冤屈，联名上万民表与朝廷，代其辩冤。

        唐太宗派人调查，方知林正真的是个清官，是坏人对他罗织构陷，便即下诏放林正出狱，并传他上京陛见。陛见之后，唐太宗先对林正进行一番抚慰，又自我检讨，说：“卿乃无辜受罪，今赐卿姓为‘辜’。”唐太宗虽然贤明，但仍脱不了动不动就给臣属赐姓的习惯，不过以往都是对有功之臣赐以李姓以表示亲近。这一次，因为林正差一点无辜丧命，因此就赐他以辜为姓，昭其“辛苦”之德，合二字为一，是为“辜”氏，是为该支林氏辜姓的始祖。

        在起初，大家还是以“辜林”称呼这个新生的姓氏，对林正也是以“辜林正”称呼之，后来就干脆把林字去掉了。林正成为辜正，成为辜氏得姓始祖。帝王赐姓，全族荣耀，因此该支林氏家族皆改为辜氏，世代相传至今。

        辜正告老后没有回莆田老家，继续定居于江西。他逝世后，当地百姓为其建嘉德祠以表怀念。关于辜正的事迹，福建地方志书和《南昌府志》中均有记载。

        第二个渊源：源于妫姓，出自宋朝时期福建厦门同安陈氏渔民，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该支辜氏先祖本姓陈，世代在福建厦门同安捕鱼为生。

        到陈敦源时，因酒醉失手伤人，为避官府缉拿，携带家眷远渡南洋，最后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落户，成为伐榛辟莽、开垦这块蛮荒之地的华人前驱，旅居时间比英国人还早。

        事过境迁，陈敦源痛定思痛，罪疚之心难以释怀，于是干脆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其后裔中有清朝末期著名的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

        二.迁徙分布：

        据潮州市金石镇辜厝村村史记载，辜氏先租于南宋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从福建莆田迁徙入广东潮州。先居于桑浦山工埔肚，建村立寨，称辜厝村。后因嫌桑浦山地解人稀，不利子孙今后发展，乃迁移至海阳之隆津都，仍沿用原村名至今。

        海阳辜氏是同姓中最先由福建迁徙人潮者。此系村中口碑相传，未见族谱记载，是否直接迁自莆田？值得商榷。

        据福建辜氏谱及其它文章资料参考：

        辜(林)正传至四世，有辜源、辜澜两兄弟，均为唐朝开元年间进士。兄弟皆曾赴福建为官，以闽中乃其祖籍，相约回闽定居。

        辜源居福建南安罗溪，辜澜居福建漳州磁窑乡。

        辜源传子辜桓，逝世后葬于福建同安县白礁文圃山。

        辜桓有子四人，分四个房系，统称白礁辜。二房、三房先后向永春、泉州、惠安等地播迁，又于清朝康熙年间迁台湾。

        迁泉州的是辜桓二房派下，辜正第十五世裔孙辜志明，南宋初期居泉州打锡巷。其族谱记载：其后子孙向潮州、台湾彰化等地播迁。

        宋朝时期，莆田并无辜氏迁入记载，也无辜姓聚居村落，至今仍人口数甚少。而福建泉州却是辜姓人的主要居住地，许多辜姓名人都是从泉州走出去的。

        如清末民初北京大学的著名怪教授辜鸿铭、现在仍在台湾政坛和商界十分活跃的辜振甫、辜伟甫兄弟的祖籍就皆是福建泉州，辜振甫曾任台湾海基会主席，辜伟甫是台湾数家大公司的董事长。辜氏兄弟是辜正的第三十一代裔孙。

        所以，潮汕辜氏应该是迁自泉州而非迁自莆田。潮汕辜氏与台湾辜氏是同根同源，因为天下就只有这一支辜氏。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辜振甫、辜伟甫、辜敏宽兄弟对自己的籍贯含糊其辞，自称“台湾彰化”，有危险的“ *** ”倾向！

        三.家乘谱牒：

        福建辜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福建省厦门市博物馆、福建泉州市惠安县档案馆。

        彰化辜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台湾省彰化县鹿港辜氏宗祠。

        四.历史名人：

        辜　甫：(生卒年待考)，福建泉州人。宋嘉佑年间登科进士。

        辜朝荐：(公元1598～1668年)，字端敬，号在公；海阳大寨人(今广东潮州金石辜厝村)。著名明末清初明朝、南明大臣。

        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进士，授安徽柚城县知县，后任山东道御史、户科给事中、礼部给事中等职。

        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40年)，辜朝荐因督饷有功，受明崇祯皇帝赐御宴七次。

        北京被清兵攻陷后，辜朝荐潜回故里。后闻郑成功在厦门进行反清复明活动，他前往投奔郑氏。

        南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渡台，命辜朝荐留守厦门。郑成功逝世后，他渡海到了台湾，于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在在台湾彰化病故，终年七十岁。

        辜朝荐是积极的反清复明份子，他辞却南明永历帝委以的御史高官，毅然投奔坚决反清的郑成功。郑成功率师出发渡海 *** ，他被委以留守重任，可见郑氏对他是十分信任的。

        在郑成功逝世后，辜朝荐渡海来到台湾，在台湾居住多年。如今在台湾有一种说法，说辜朝荐在台湾彰化留有后代。

        辜鸿铭：（公元1857～1928年），著名清末民初北京大学“怪教授”。辜鸿铭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

        辜振甫：(公元1917～今)，字公亮；台湾彰化鹿港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著名台湾海基会主席。台湾最大水泥企业集团及中国信托企业集团核心人物。

        辜伟甫：（公元1918～1982年），台湾彰化鹿港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著名台湾资本家。

        辜伟甫为辜显荣六子，台湾数家大公司的董事长，

        毕业于台中一中、台北帝国大学农林专门部，后留学日本东京。其后，任职于父亲经营之大和拓殖株式会社、株式会社集大成材木商行取缔役兼社长；大和兴业株式会社等职。

        辜伟甫热爱文化事业，曾创办荣星合唱团，后又于1968年创办颇有影响的荣星花园。“荣星”取字父亲辜显荣字“耀星”而来。“荣星”取字父亲辜显荣字“耀星”而来。

        随后，他也一直活跃于商场，更多的是支持五哥辜振甫的事业，较少在外露面。随后，他也一直活跃于商场，更多的是支援五哥辜振甫的事业，较少在外露面。

        1982年9月，辜伟甫去世。但他生前主持掌管的荣星花园与隆昌企业竟负有大量债务，一个曾显赫的大家族成为大众的债务人，让债权人大感意外。

        辜宽敏：(出生于1926年)，台湾彰化鹿港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著名资本家、狂热的 *** 分子。

        其父辜显荣是日据时代政商亨通的社会名流，也是一个被称为“汉奸”的有争议性人物。 他的幺子辜宽敏早期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 ”分子，也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他的幺子辜宽敏早期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 ”分子，也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辜显荣去世时，辜宽敏才十二岁。

        辜宽敏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大家庭，少年时代是个有名的“ *** ”，但一直热衷于政治活动，特别是“ *** ”活动。

        在台湾大学读书时，他就曾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台湾光复后不久，他继承家族的红糖事业，到日本进行红糖外销，并定居日本，结识了不少日本政要与商界名流，包括曾活跃于日本外交界的牛场信彦等人。

        辜显荣在日本留下不少遗产，特别是房地产，也由辜宽敏继承，后来房产因开发工业区而被日本 *** 征收，辜宽敏一夜之间成为巨富。这些钱成为他在日本从事“ *** ”活动的本钱，也因此成为在日本搞“ *** ”活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并曾出任“ *** 联盟”委员长。

        后经台湾“调查局”局长沈之岳长期地下情报工作的积极争取，1972年，辜宽敏一度回到台湾向蒋介石“投诚”。1978年，辜宽敏还从日本回台参加台湾第六任“总统”就职大典。此后，他经常往来于台湾与日本之间，从事生意业务。他代理“日产”公司参与台湾大众车厂投资计划失败后，在台北市仁爱路百龄大厦设立私人事务所。

        1981年，辜宽敏创办《台湾春秋》月刊，但因发行量太小不久停刊，也赔了不少。目前辜宽敏的事业有荣星花园与隆昌企业，还有荣晟建设与耀星投资公司，以经营房地产为主。

        但辜宽敏始终没有放弃“ *** ”的理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 ”活动开始公开化、并日益猖獗后，辜宽敏又重新投入“ *** ”活动。他几乎把所有分得的家产与经营事业赚到的钱都花在搞“ *** ”上。他认为“ *** ”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对台湾人民的一种“回报”。他曾说：“过去‘ *** ’，现在‘ *** ’，将来也‘ *** ’。”

        他一直支持具有“ *** ”性质的台湾最大的反对党 *** ，并于1995年加入 *** 。1996年初进行的台湾“总统”大选中，他慷慨捐助，大力支持 *** 正、副“总统”候选人彭明敏与谢长廷。同年底，他进而成为刚从 *** 中分裂出来的“ *** 党”、“建国党”的顾问。

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

       狂儒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附： 《中国人的精神》（节选）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 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 ——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 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 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 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 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 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 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 ，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 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 —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 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 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 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 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 。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 、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 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 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着那么悠久历史的伟大 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 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 ，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 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 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 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 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 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 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 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 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 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辜鸿铭的人物生平

       辜鸿铭(1857.7.18-192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以下是我整理的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

        辜鸿铭(1857.7.18-192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 属马 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 文化 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国学大师辜鸿铭人物生平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 记忆力 。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鸿铭手笔。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 留学 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

        1881年，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

        1883年，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 文章 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 教育 。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

        1893年11月29日，在辜鸿铭鼎力谋划并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教习，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1901年，清廷曾以“游学专门”名誉赐他为“文科进士”。

        1905年，辜鸿铭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

        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1908年，宣统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

        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1910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辞去公职。

        1913年，和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用人主张，创中国大学昙花一现的鼎盛时代。辜鸿铭被邀请教授英国文学。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同年，见溥仪。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乃拂袖而去。

        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但染了感冒，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国学大师辜鸿铭主要成就

        个人著述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 事迹 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英文专著

        1.PapersfromaViceroy'sYamen：AChinesePleafortheCauseofGoodGovernmentandTrue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MoralCauseoftheRussia-Japanese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 故事 》)，是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 传统文化 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ChinaDailyNews)、《日本邮报》(JapanWeeklyMail)、《北京日报》(BeijingDaily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华北正报》(NorthChinaStandard)、《泰晤士报》(The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论文集Vox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中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

        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至今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 思维方式 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

        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TheDiscoursesandSayingsofConfucius：ANewSpecialTranslation，IllustratedwithQuotationsfromGoetheandOther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TheUniversalOrderorConductof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 反思 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 方法 ，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

        辜鸿铭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鸿铭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鸿铭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对于辜鸿铭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__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鸿铭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鸿铭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但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鸿铭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学贯中西

        辜鸿铭学贯中西。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不但要售票，而且票价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戏票价格为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讲演票则开价两元，却还很叫座。足见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推崇国学

        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

        春秋大义

        辜鸿铭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

        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ofChinesePeople)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系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and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gentle，温文尔雅)，“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辜鸿铭以此回应和解释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套话：“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他形象地说：“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在辜鸿铭看来，不屑于精确的中国人，其“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这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国味道的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长诗《丁登寺》，展现出中国人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而产生的那种“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这种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赋予了中国人那种“难以言状的温良”。

        “真正的中国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国妇女”或“理想妇女”身上得到了尤为充分、完满的体现。中国男人的“温文尔雅”，在中国妇女那儿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温柔”。辜鸿铭承认，在 其它 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妇女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温柔，比如__的圣母马利亚，但是与中国的观音菩萨相比，中国的理想女性要在“轻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礼”方面更胜一筹。他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描绘出了中国理想女性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悠闲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纯洁或贞洁”。谈及中国女性，中国人纳妾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辜鸿铭将这种现象的“合理存在”归因于中国妇女的“无我教”，或曰“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这显然是一种狡辩，不过这种狡辩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中国妇女幽美而贤淑的理想形象。

        中国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鸿铭认为，这是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的结果。所谓“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__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

        历史的发展证明，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并没有产生“乱臣贼子惧”的实际效果，他对中国“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显然是过于自信了。不过，在“一战”前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由于人们身受战争苦难，对于自身文明的价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绝望，而对和平安宁的东方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欣羡，辜鸿铭其人其书就成了他们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在这股“辜鸿铭热”的推动下，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鸿铭笔下遵奉良民宗教、社会有条不紊的中国与温文尔雅的中国男人、幽美贤淑的中国女人的形象也广为人们所熟知，乃至成为身陷战乱之中的欧洲人心向往之的一个乌托邦。真实与否姑且不论，辜鸿铭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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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简介_辜鸿铭简介_辜鸿铭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鸿铭手笔。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

       1881年，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

       1883年，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

       1893年11月29日，在辜鸿铭鼎力谋划并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教习，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1901年，清廷曾以“游学专门”名誉赐他为“文科进士”。

       1905年，辜鸿铭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

       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1908年，宣统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

       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1910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辞去公职。

       1913年，和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用人主张，创中国大学昙花一现的鼎盛时代。辜鸿铭被邀请教授英国文学。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同年，见溥仪。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乃拂袖而去。

       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但染了感冒，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的妻子是谁

        辜鸿铭

        姓名：辜鸿铭

        性别：男 出生年月：1857年 出生地：南洋马来半岛

        作洋文 讲儒道

        辜鸿铭真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本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成为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作家、政治家、记者的口头禅。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他保守的思想、古怪的言行也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作为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的人，辜鸿名是应该被历史记下的。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的天才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而这个几辈子惯同西方人打交疲乏的家庭也让辜鸿铭继承了西方人的潜质。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一到英国，布朗先生马上安排辜鸿铭的教育。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他让辜鸿铭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家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9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辜鸿铭简介，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40年后当另一位圣手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 回到南洋的辜鸿铭，在新加坡碰到了另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语言学家马健忠。马健忠建议他认真研究千年流传的中国文明，并劝道：似你这等深通西洋学术文物、典章制度的人才，正当国家用人之际怎好居此不中不洋之地，久困于庸庸凡夫之中呢?这次会面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很快地捧起线装书开始研读。说服母亲后，他回到祖辈世居的中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并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还自号汉滨读易者。

        很快，他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同时作为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儿《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英文版名为《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辜鸿铭简介，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拖长辫子的北大教授 晚年的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诗。在讲台上他说：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他还让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也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我士慕名拜访。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登门。他毫不客气地以其渊深的西洋学术涵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令各位大家钦佩不已。与此同时，胡适、陈独秀等人也把守旧的辜鸿铭立为论战的靶子。 1928年4月30日，潦倒的辜鸿铭在北京病故，结束了他奇异的一生。

        他死后，围绕着他的炫丽的光环与落伍、倒退的声名几乎同时消逝了，近年来，辜鸿铭的著作被重新发现，人们将负载着中国精神的洋文重又译回中文。热闹的同时，又似乎过分执著于他留辫子、穿长袍的古怪形象和对小脚、蓄妾的赞美，而忽视了他的精神。另一位作洋文很有名的中国作家林语堂曾评价他说： 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 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而一位外国作家也曾说过：辜鸿铭死后，能作中国诗的外国人还没有出现。看来西方人也是当他为同类的。

        译作：《论语》、《中庸》、《大学》

        英文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

辜鸿铭简介 辜鸿铭的后人 辜鸿铭的作品 辜鸿铭的妻子

       辜鸿铭是清末怪杰，在那个一夫多妻仍被认可的年代，他的妻子也并不是只有一人，而且由于他懂得多国语言，所以妻子也不是仅仅只有自己国家的。下面是我搜集整理的辜鸿铭的妻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辜鸿铭的妻子

       　辜鸿铭的元配妻子，这位元配的名字叫做淑姑，是一位具有当时时代特色的典型的中国女人，也算是辜鸿铭先生理想型的妻子。她的性格十分温和，而且也很贤良淑惠，作为晚清时代的女人，她所受的家教仍然是以夫为天，所以她生活中的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围绕丈夫在进行的，她甚至愿意接受自己的丈夫出去潇洒，也接受丈夫娶妾。辜鸿铭先生很喜欢她的小脚，所以，她的脚应该还是被缠得很小了。所以辜鸿铭先生说她是?他白天的兴奋剂?。最后，这位元配妻子为辜鸿铭先生生下了两个女儿。

       　然后介绍一下辜鸿铭的小妾。这位小妾是一个名字叫做吉田贞子的日本女人。她出生在大阪，她小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在日本，而父母则是在中国的汉口做干货生意。后来她便来汉口找她的父母，但是由于当时战乱斗争十分频繁，然后她就被卖到了青楼。在青楼辜鸿铭先生听出了她是日本人，便与她交谈起来，并将她赎出来，给了她钱让她去找她的父母，最终，这位日本女子没有找到自己父母，辜鸿铭便将她带了回去，最后娶了她成为小妾，她也是一个不错的女子，十分得宠，被称为?晚上的安眠药?。她与辜鸿铭先生生了一个儿子。

        辜鸿铭一夫多妻的理论

       　辜鸿铭一夫多妻指的是辜鸿铭提倡一夫多妻，辜鸿铭是从封建时代过来的人，他本人就有一妻一妾，因此他认为男人多妻是合理的。他的歪理让当时很多接受西方一夫一妻思想的人很难接受，因此有很多人同他辩驳。

       　辜鸿铭一夫多妻遭到了一些外国人士的反对。当时有一位美国女子来找到辜鸿铭，辜鸿铭向这位美国女子解释说，?妾?这个字是?立?和?女?构成的，就是说妾是用来被男人在疲倦的时候当手靠的。这位美国**非常生气，她说，既然男人可以多妻，那么女人就可以多夫了。辜鸿铭反驳到，一个茶壶可以有多个茶杯，但是一个茶杯岂能有多个茶壶。

       　有几位德国的贵妇到辜鸿铭的府上拜会辜鸿铭，反驳辜鸿铭的言论，她们认为如果可以一夫多妻的话，那么也可以一妻多夫。辜鸿铭问她们，府上代步的是 汽车 吗?他们说，是。辜鸿铭反 问道 ，汽车有四个轮胎，这四个轮胎都用一个打气筒，你们见过一个轮胎用四个打气筒吗?

       　辜鸿铭的一夫多妻言论遭到了当时很多人的反对。当时的著名人物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的时候，陆小曼要求徐志摩不要有辜鸿铭的那种茶壶理论思想，陆小曼对徐志摩说，你不是我的茶壶，你是的牙刷，茶壶可以共用，但是牙刷不可以共用。陆小曼用一种新的比喻来反驳辜鸿铭的一夫多妻理论。

        辜鸿铭是一个怎样的人

       　关于辜鸿铭是一个怎样的人，其实可以从他的人生以及轶事中看得出来，首先众所周知他是个博学的人，对中国 文化 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是第一个将《论语》、《中庸》以及《大学》翻译出来的人，并且创作出了《中国人的精神》以及《中国人的牛津运动》等用英文写成的书籍，在腐朽的清朝为中 西方文化 的发扬和推广起到了巨大影响。

       　然而除了贡献巨大之外，辜鸿铭还可以说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在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辜鸿铭有着一条大辫子，在当时的背景下可算是一个特殊人物了，之所以留着这条辫子，并不只是因为他喜欢复古，在英国的时候他就已经留了短发，成为典型的洋人形象，然而在反清革命的时候他反而将这条辫子重新梳了起来，在受到别人讥笑的时候他就会反唇相讥，认为自己的辫子只是外面的形式，而讽刺别人将辫子留在了心里。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他觉得这种行为十分标新立异，也是他自视甚高的一个表现。

        辜鸿铭辫子的 故事

       　辜鸿铭先生出生在英国人的家中，早年一直在西方国家求学，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辫子。但是他回到中国之后就开始留有辫子，这其中有几点原因。第一，当时留辫子是统治者的要求，你要是没有辫子，清政府会常常找你麻烦，甚至会要你性命。第二，辜鸿铭先生对中国 历史 及文化研读甚多，对于辫子有自己独特的认识。第三，他认为辫子是国人与老外的区别，可以让老外害怕。

       　在辛亥革命之后，由于辫子是耻辱、腐朽的象征，所以要求男子都要剪辫子。但是，辜鸿铭先生固执地一直没有剪。当时辜鸿铭先生去北京大学任教时，他是穿着青衣，拖着辫子便去了，这与当时穿西服，剪短发的景象是完全相反的。当时还引来了各种嘲笑，但是他却对那些人说，我的辫子是看得见的，在头上可以剪去，但是你们的辫子是看不见的，在你们心里面。这一句话就说出了当时的现状，也表达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辜鸿铭辫子甚至被称为?晚清最后一根辫子?，他却以一根辫子向世人表达了自己很多想法。

“辜鸿明”是谁

       　中文名：辜鸿铭

       　外文名：Thomson

       　别 名：立诚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出生地：马来西亚槟城州

       　出生日期：1857年7月18日

       　逝世日期：1928年4月30日

       　职 业：学者，翻译家

       　毕业院校：爱丁堡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

       　主要成就：《中国的牛津运动》

       　代表作品：《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

       　祖 籍：福建泉州府惠安县

辜鸿铭——清末怪杰

       　辜鸿铭(1857.7.18-192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惠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怪杰辜鸿铭的小脚妻与日本妾

       分类: 文化/艺术

        解析: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他倒读英文报纸以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20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采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享齐人之福：怪杰辜鸿铭的小脚妻与日本妾 >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蜚声中外的翻译家、学者，被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自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1857年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现马来西亚槟城州)，祖籍福建。幼年时，被义父布朗带到英国读书，1877年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通晓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9种语言，一生获得13个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张之洞的幕府任职20年。晚年到北大任教，后又赴日本讲学。1928年，病逝于北京。　主要著作：英文《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翻译作品《论语》《大学》《中庸》等。　辜鸿铭一妻一妾，享齐人之福。他曾幸福地说道：“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蓉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　 辜鸿铭与两位夫人 　辜鸿铭的夫人淑姑，是他理想中的妻子：小足、柳腰、细眉，温柔、贤淑。　辜鸿铭与淑姑感情甚笃，从结婚之日起，辜就将妻子的小脚视为珍宝。闲暇之时，辜脱掉妻子的绣花鞋，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一层层解开，低下头，将鼻子凑近小脚，嗅其肉香。作文没有灵感时，他总将淑姑唤到书房，让她将瘦如羊蹄的小脚放到他身旁的凳子上，右手执笔，左手抚弄淑姑的小脚，时捏时掐，如同玩佛手。每当此时，他文思如泉涌，下笔千言。　辜鸿铭十分惧内，他说：“老婆不怕，还有王法吗？”　辜鸿铭晚年穷困，却又乐善好施，夫人对此甚为恼怒。震瀛曾回忆，辜鸿铭曾对他们说，北京多叫花子。一次，叫花子又到门上，他照例又给了钱，结果太太将手中饭碗冲着他的脑袋掷来。辜解释说，因为她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如尼采一般。　辜鸿铭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妻是湖南人，有极强烈的责任心。她不惜恶衣恶食尽力撙节费用，以赡养我十六口的家。我因此对她惊服而崇敬，朋友们竟多嘲笑我怕她，甚至远过怕吴佩孚率全军来临。”　但辜鸿铭又说：“不过她的责任心，也有时叫我难堪。譬如我去听歌女唱歌，她便对我大施问训，使我不得安眠，以致害了肺炎。”　辜鸿铭的妾吉田蓉子(一说名贞子)是日本鹿儿岛的士族。其父母到中国来做生意，音信全无，蓉子便只身一人到中国寻找父母。不料，她没有寻到双亲，反而被拐卖到汉口的一家青楼，做了端茶的侍女。因她坚持不肯接客，经常遭到鸨母的打骂，日子非常艰辛。辜鸿铭十分可怜她，就让她到自己家中暂时住下。和蓉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淑姑觉得她知书达理，对自己也很尊敬，对她十分喜欢。在淑姑的撮合下，辜鸿铭迎娶了这位异国的小妾。　　辜鸿铭帮助蓉子找到了父母，父母希望她一同返回日本。考虑再三后，蓉子还是决定留在辜鸿铭身边。辜十分疼爱蓉子，对蓉子也十分依赖，几乎夜夜要求蓉子陪伴，以至于养成了无她相伴无法入睡的习惯。　一次，辜鸿铭不知为何得罪了蓉子，任凭辜如何赔罪，蓉子就是对他不理不睬，连着两三天，晚饭一过便关起房门自行睡下。缺少了“安眠药”辜鸿铭整夜失眠，急得他不知如何是好。这天傍晚，他拿了根钓竿，从窗户伸进蓉子房内桌上的金鱼缸内，垂纶而钓。蓉子见状忙喊道：“你怎么在我金鱼缸里钓起鱼来！”辜鸿铭笑道：“好人儿，你终于肯和我说话了！我不是钓鱼，是为钓出你的话来。”又低声下气地说：“好了好了，现在不生我的气了吧！”蓉子这才笑出声来，两人和好如初。　据萨摩雄次回忆，辜鸿铭很健谈，兴致上来唾沫四溅，时而是警世之言，时而是言辞激烈的攻击性的言论，让人替他捏一把汗。能够止住他喋喋不休的唯一法宝，便是戴在他左手无名指上的刀锋形金戒指。这是夫人蓉子担心他口不择言，招来不测，特意为劝诫而送他的纪念戒指。蓉子说：“您攻击性言论过多，届时请务必看看这枚戒指，您就会想起我对您的牵挂而慎言。”　辜鸿铭曾得意地自述道：“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佗。”　吉田蓉子在陪伴了辜鸿铭18年之后，因病去世，她给辜鸿铭留下了一子和一女。失去了“安眠药”的辜鸿铭悲痛不已，他特地在上海的万国公墓为她选了一块墓地，并亲手立碑纪念，上书五个大字：“日本之孝女。”他为爱妾写下一首悼亡诗：“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蓉子去世时，辜鸿铭特意留下了她的一缕头发，已经习惯夜夜有蓉子做伴的辜鸿铭每晚必须将那缕头发置于枕下，才能安然入睡。他去世后，儿女将这缕头发与他一起下葬。　蓉子去世两年后，辜鸿铭在出版的英文书籍的扉页动情地写道“特以此书献给亡妻吉田蓉子”。晚年，他接受了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于1924年至1927年曾多次前往日本讲学。他到日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阪的心斋桥，即吉田蓉子长大的地方，凭吊亡妻。

       好了，今天关于“辜鸿铭的子女后人简介”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对“辜鸿铭的子女后人简介”有更深入的认识，并且从我的回答中得到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