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题壁清谭嗣同

狱中题壁清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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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嗣同的七言绝句《狱中题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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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后几段）清朝晚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运动失败，慈禧下令镇压，康、粱外逃,而其余的主要人物: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康广仁和杨深秀等六人被捕，并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刑场。这六个人，史称“戊戌六君子”。六个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因为他原来完全有机会逃走，他事先已获悉自己将被捕的消息，而他的好友“大刀王五”及当时日夲驻华使馆中的几个日夲友人，也都表示愿意邦助他出逃，但他都一一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被捕之前，他做了三件事:第一是将自己所有的文稿、书信等物整理好后，交给当时避住在日夲驻华使馆的梁启超，请梁保管和处理。第二件事是与他的武功老师又是至交的大刀王五诀别，把随身佩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并希望王五能继承他的改良事业。第三件事是在自己的居住地给自己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以他父亲的身分而写，信中都是责骂自己的话，什么大逆不道，什么不忠不孝，什么变法改良是逆天行事……并最后表示要与他脱离父子关系。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他的父亲免受牵连。果然，后来就由于有了这封信，他的父亲仅被撤职了事，家属也未受连累。待信写好不久，清兵即来到他的住所将他逮捕，时为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仅隔三天，即到了九月二十八日，他就血洒菜巿口，年仅三十三岁。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一八六五年三月出生于北京。他的家庭世代为官，他出生时，他的父亲谭继洵已官至户部员外郎，又过了几年，转任甘肃省巩、秦、阶道道台。

        谭嗣同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就是在甘肃度过的。由于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因此，谭嗣同从五岁起就开始接受教育，苦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典籍。但是，他生性厌静好动，所以他又喜欢习武。在少年时代，谭嗣同拜了两位师父，一文一武，文的是他的同县人欧阳中鹄，武的即是大刀王五。从此，谭嗣同既习文又练武，空余时间更欢喜与家丁或同伴们去山野森林练习骑射打猎。对于这样的一段生活，十九岁时的谭嗣同曾作诗述志:

        “策我马，业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何当直上昆仑巅，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苍茫!”

        从诗里可以看出，谭嗣同并不满足于读书、练武和射猎，他不是那种想做官发财或玩物丧志的人，他心中藏着“天下”，他有他自己的抱负和追求。

        两位老师对谭嗣同的一生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思想上当然是欧阳中鹄起了主导作用，因为他是教文的，而他夲人又十分钦佩明末清初两位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和黄宗羲，因此也就间接地把这种思想传授给了谭嗣同，在谭嗣同的身上播下了要求改良和变法的种子。再说欧阳中鹄曾在北京的一个衙门里做过一阵子官，见多识广，这对年轻的谭嗣同增长知识也有好处。而大刀王五则来自于民间，原在镖局任镖师，因武艺高强，声名鹊起，特别在北方，“大刀王五”这个名词几乎无人不知，而对他的真名:王正谊，知道的人反而不多。王五为人豪爽，因与镖主起矛盾，遂脱离镖局，浪迹天涯，行侠仗义，后被人请去在一私人武馆任教师，又经人介绍得识谭嗣同，谭遂拜其为教武功的师父。由于王五来自于民间，了介民间的疾苦，这对于出身于世代为官家庭的谭嗣同来说,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使他了介到许多他原来毫不知晓的发生于民间的事,也使他简接地了介了老百姓的艰难困苦。谭嗣同也是一个豪爽之人,因此两人一见如故,,虽是师徒关系,竟成了忘年之交(王五比谭嗣同大10多岁),到后来又发展成生死之交。

        上面已经说过,谭嗣同是个厌静好动之人,对功名利禄又淡如秋水,因此他虽然读过不少书,却对于参加科举考试非常不积极,一开始还参加了几次,由于态度消极,准备又不充分,自然几次都名落孙山。到了后来,他甘脆不再参加考试,彻底放弃了这条通过科举考试慢慢往上爬的做官道路,二十岁以后,他开始漫游全国,时间长达十年?在这十年中,谭嗣同看到了祖国壮丽秀美的河山,:有宏伟的崇山峻岭,有一望无际的旷莽原野,有秀丽妩媚的江南风光,有小桥流水的农舍田家。这使得他感觉到祖国的河山有多美好,增强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亲眼目睹了各地普通老百姓的穷困苦难的生活。有一天,谭嗣同行进在陕甘道上。那一年黄河下游闹水灾,清朝政府不管人民死活,依旧是课捐重税,大肆盘剥。山东、河南二地的灾民,携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往西北逃荒,肌寒疲困,沿途还有饿死及病倒不起的,其状惨不忍睹。谭嗣同问灾民到什么地方去,灾民们回答说:“到有荒地的地方开荒去”,谭嗣同又问:“是你们自已要去吗?”灾民们回答说:“故乡已是汪洋一片,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还能留恋吗?”谭嗣同想:在这种时候政府应当站出来邦助灾民,至少应给予车辆、粮食及医务上的帮助,怎么能够不闻不问呢?天下太平时,这个捐那个税,农民们一分不能少,等到天灾人祸,农民们无家可归时,政府却不管了。谭嗣同的心中对清政府非常不满意。总而言之,十年的漫游生活使得谭嗣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并结识了一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他认识了社会,感受到了民间的疾苦,他觉得清政府的很多做法不合理,需要改良。通过十年漫游,他深切的感到:中国的河山如此壮美,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却如此悲苦,实在不相称。

        公元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中、日之间发生战争,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甲午战争”。结果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中割地赔款,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仅不检讨自己,反而把战争失败后的损失转嫁到全国的老百姓身上,加重了各种课捐杂税,加紧搜括民脂民膏,由于赔款数额巨大,几乎家家户户都得作出贡献。由于《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卖国的本质暴露无遗,这使得谭嗣同悲愤无比,由原来的不满发展到了反感,在给亲友的信中,他指责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并表达了希望能摆脱清朝满族人的统治。这种思想,在他所著《仁学》一书中也有所发挥。《马关条约》签订后,悲愤的谭嗣同写下了一首七言诗: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谭嗣同完成《仁学》一书。当时的谭嗣同正处于十分苦闷的心境之中,因此他如痴如狂地研读佛经,希望能在佛教的学说中找到一些答案。加之他学过西方的知识,及王夫子、黄宗羲等人的著作,还有过去所学的儒家、墨子等思想,他吸收其认为合理的部分,再加上自己的想法,进行融会贯通,写成此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谭嗣同所设计的“救世”方案;二是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即所谓的“冲决网罗”。谭嗣同的“救世方案”虽然有人说是唯心主义,但他的目的是为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而设计的。至于“冲决网罗”,则是代表了当时属于先进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利,向压迫它、束缚它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宣战。《仁学》一书中的某些言论,在清末思想界中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在谭嗣同写《仁学》期间,维新运动也正在各地开展。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后来又多次上书,提出变法的要求和主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又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等地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大力宣扬变法。这时的湖南巡抚是陈宝箴，他是唯一支持变法的地方大官，而黄遵宪、唐才常等人此时也正在湖南，因此湖南省成了全国变法运动声势最大的地方。唐才常等人还创立了《湘学报》，与上海的《时务报》、澳门的《知新报》并立，被称为“三足鼎立”。一八九七年上半年，陈宝箴、陈三立、唐才常和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创办了时务学堂，这是为了培养精通中外和拥护维新的人才。这个学堂，虽然只办了二年(在戊戌政变后被撤销)，却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些人后来转向了革命。梁启超、唐才常和谭嗣同等人，经常到该学堂讲学，成为他们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场所。但是，湖南的变法运动也绝非一帆风顺，新旧两派斗争激烈，旧派势力顽固异常，而新派中却有知难而退半途脱逃者。而谭嗣同却与唐才常等人一起，坚定不屈地反击顽固派的进攻，成为湖南维新运动中的骨干。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沙俄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广州弯……。中国成了一大块任人宰割的肥肉。在这种形势下，康有为又两次赶往北京，上书给光绪皇帝，全面地提出维新变法的具体内容。光绪皇帝也深感各国列强的咄咄逼人，如果再不变法图强，不但国家不保，连自己的皇帝之位也摇摇欲坠……。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从这天起，到九月二十一日止共一百零三天，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百日维新”。(维新运动仅仅维持了一百天就被钲压了，何况是在皇帝领导下的运动。许多爱国志士被砍了头，皇帝自己也遭软禁……可悲呵，当时的执政者，为什么在外国列强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而对自己人却这样凶残呢?提出维新变法，目的也无非是希望国强民富，不再受外人欺凌，可能会触及你的一点私利，但这也值得你挥起屠刀大开杀戒么?你们从小读的四书五经，你们对古贤的教导: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你们都读到那里去了?综观世界各国，凡在皇帝领导下的改良变法都能成功，而且不流一滴血，如沙俄的彼得大帝，如日本的明治天皇，但一旦到了中国就不行了。可怕呵，中国的旧习惯和旧势力。)

        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光绪帝决定起用一些新人来推行新法。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光绪帝下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南巡抚陈宝箴,速派黄遵宪和谭嗣同上北京接受新职。由于当时的交通落后,谭嗣同在路上花了近二十天,于八月二十一日才到达北京。

        一八九八年九月五日,谭嗣同与杨锐、刘光弟、林旭等四人,受光绪帝召见,光绪帝授四人以四品官衔,任命他们在军机处章京上行走,参与对新政的筹划。四品的官衔和军机章京的职位,并不显赫,但光绪帝在他们的职位上特加上“参与新政”四个字,这是仿照唐朝的“参知政事”一职,使四人的位置近似“宰相之务”。此后,这四人实际上成了光绪帝的主要助手,并承担光绪帝和康有为之间的联系人。

        就在光绪帝及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首的改良派在努力推行新法时,反对变法的势力也在紧张的活动,他们准备以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以慈禧太后和荣禄为首的反对新法的旧势力,他们手中掌握着兵权,因此,他们决定在秋季的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罢黜光绪帝,废除所有新政。这个消息传到改良派那里,使他们惊恐不安。他们想方设法,商讨对策。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建立皇帝亲自统率的军队,改国号,迁首都……这些建议虽然合理,奈何光绪帝根本办不到,何况时间上也来不及。当时驻扎在京津一带共有三支武装部队,由袁世凯、聂士成和董福祥分别统领。聂士成和董福祥是荣禄的人,肯定不会听你改良派的,而袁世凯则态度不明朗,但平时对变法显得颇“热心”,且加入过康有为建立的“强学会”。何况三支军队中以袁世凯统领的一支为最强,是一支有七千人的新建陆军,当时也是清朝军队中最强的一支。在情急之下,虽然也担心袁世凯不一定靠得住,但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希望袁看在光绪皇帝的面上,能站出来“救驾”,从而也能挽救维新派的命运。那么谁去袁那里做这个说服袁能够“救驾”的工作呢?谭嗣同自告奋勇去当说客,要说服袁世凯举兵杀西太后的亲信一一直隶总督荣禄,并派兵包围西太后的住地颐和园,救出光绪皇帝。

        九月十八日夜,谭嗣同独自一人前往北京法华寺一一当时袁世凯的住地,袁世凯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双方寒暄一番之后,谭嗣同就直奔主题:说当今圣上正面临危险,说荣禄欲借阅兵之机废黜皇上,现在唯一能救皇上的只有他袁世凯了……最后,谭嗣同说:“您愿意救,就请救之,如不愿意救,就请现在将我缚了送去给西太后,您也可以立功领赏了。”说毕,伸出双手,准备给对方捆绑。

        “您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袁世凯一脸严肃并且大声地说,“皇上是我们共同的恩主,救护皇上,不仅是您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您有什么要我做的,尽管对我说好了。”谭嗣同见袁世凯如此忠诚激烈,当即信以为真,就将他们的计划和盘托出,为保险起见,又故意用了一个激将法,他对袁世凯说:“荣禄是个奸雄,您要对付他恐怕不大容易吧?”袁世凯一脸怒容地说:“只要有皇上的命令,杀一个荣禄就象杀一条狗一样,有什么难的?”这样,谭嗣同与袁世凯的会见算是有了“圆满”的结果。谈话结束以后,他就赶回去向康有为等人报告“喜讯”。

        事隔二天,即到了九月二十日,袁世凯赶到天津,把谭嗣同他们的计划全部告诉给荣禄。荣禄当晚即乘专车到北京,下车后直奔颐和园,向西太后告发。第二天,即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西太后下令软禁光绪皇帝,接着,又宣布自己再次“临朝听政”,并开始大肆搜捕改良派和所谓的“帝党人物”……“百日维新”中颁布的一切新政,均被推反。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戊戌政变”。(谭嗣同及改良派都给袁世凯出卖了。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象袁世凯这样卑鄙狡诈的小人,在历史上也并非绝无仅有,得志者也不胜枚举,为什么?因为君子斗不过小人,所以君子谭嗣同会上当受骗于袁世凯。人类是在不断进化的,人的道德也应当在不断进化,希望象袁世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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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五日,谭嗣同在自已的住所浏阳会馆被捕。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只关了三天。他回顾往事,,将自己的遭遇与汉朝的张俭和杜根作比较,觉得有相似之处。他想到自己能逃而不逃,甘愿引颈就刎,是否符合圣贤所说的“杀身成仁”这一条……他又想到康有为和大刀王五,他们两人一个已逃离北京,一个还留在北京,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去完成未曾完成的维新变法事业。想到这一切时,他从地上拾起一块煤屑,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一首诗: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刑场慷慨赴死。临刑前,他叫监斩官刚毅走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但刚毅不予理睬。谭嗣同口中念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就刑……。

        谭嗣同死时,北京没有他的亲人,他的亲人都在湖南。而朋友们则是死的死,跑的跑,也没有什么人了。这时,总算还有一人挺身而出,亲自为谭嗣同收尸埋葬。这人就是大刀王五。第二年,王五又与谭嗣同的家人一起,把谭嗣同的骨骸运回湖南浏阳老家,造墓于城外的一处石山下面。至于大刀王五其人,他今后的遭遇如何,最终结局怎样,则众说纷纭,难以统一。曾有人将他的事迹写成长篇小说,可见他的一生也不平淡。但笔者只记得一种传说:在谭嗣同死后第三年,大刀王五离开中国前往南洋,不知所终

谭嗣同的七言绝句《狱中题壁》

       清朝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少时师从欧阳中鹄，后加入维新派。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四岁，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和康广仁并称为“戊戌六君子”。代表作品有《仁学》、《狱中题壁》、《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

       

       《狱中题壁》

        清代?谭嗣同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赏析

       　这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狱中所题写一首绝句。戊戌变法只维持了103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并开始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避往海外。几位日本友人力请谭嗣同东渡日本，他却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乏，请自嗣同始。”慷慨赴义。这首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祝福，以及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两句诗，有多种解释，尤其是“去留”二字，争议颇多。一般认为“去”是指逃亡离去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几经转折逃往加拿大，而梁启超则逃亡日本；“留”是指谭嗣同自己，变法失败后有人劝谭嗣同东渡日本，但被谭嗣同拒绝，甘愿留下来，保护光绪帝。另一种说法是说，“去”是指侠客大刀王五，谭嗣同曾随大刀王五学习武术，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和大刀王五一起营救光绪帝，但未能成功；“留”则是指谭嗣同自己。第二种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谭嗣同和大刀王五关系非同一般，而谭嗣同死后，大刀王五也冒着危险为谭嗣同收尸，一时被传为美谈。最后大刀王五参加义和团，被八国联军杀害，并枭首。更有一种说法认为“去留”是偏正词，即留，肝和胆分别对应“两昆仑”，只有一层意思。前两种说法的意思是，逃亡保存实力也好，留下为了牺牲也好，我们都是好样的，我们的事迹都会像昆仑大山那样，永垂不朽。如果是第三种说法，这两句的意思就变得更加简单，即使大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又有何惧，那就去留下我如昆仑大山一样的浩然之气吧！更加能表现出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勇和无畏。不管是哪种解释，这两句诗早已经深入人们内心，成为了人们追求真理而甘愿献身的励志语。

       

       扩展阅读：谭嗣同的简介

       　谭嗣同（东海赛冥氏，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和康广仁并称为“戊戌六君子”。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

       　谭嗣同少时师从欧阳中鹄，后加入维新派。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主张。并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代表作品有《仁学》《狱中题壁》《远遗堂集外文》等。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

       

       扩展阅读：谭嗣同的思想体系

       　谭嗣同身处晚清新旧中西混杂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师友众多，强调兼收并蓄。谭嗣同在《仁学》序言仁学界说二十七界说第二十五条中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来源中包括了经学、理学、佛学、诸子学和西学。经学提倡今文经学，理学提倡王阳明、陆九渊的心学；佛学提倡禅宗、华严宗、唯识宗；诸子学提倡庄子、墨子以及明末遗民王船山、黄宗羲等的思想；西学攻格致、算学、社会学。既有唯物主义也有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又有社会科学，既有宗教、哲学又有政治思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融中西古今之学于一体的庞杂体系。

       　谭嗣同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于南京“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仁学》是一部将哲学、宗教、科学冶为一炉，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汇聚了谭嗣同短暂一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书五十篇，分为二卷，五万余字。谭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也使得《仁学》成为他的学术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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