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晁错论_苏轼晁错论原文及翻译

苏轼晁错论_苏轼晁错论原文及翻译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苏轼晁错论的问题。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将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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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晁错论的创作背景

3.苏轼的那一句到底是”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看补充

4.晁错论 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5.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6.苏轼的晁错论写于哪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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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苏轼《晁错论》

       《坚忍不拔》译文（选自苏轼《晁错论》）

       原文：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译文:

       古代的成就大事业的人，不但要有超出普（通世）人的才华，也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过去大禹治水，打通龙门，疏通大河，来使河流流进大海。当他的功业尚未成就的时候，也有溃堤、渗露（冲突也是溃堤的渗露的意思）等等可怕灾祸，只有能够预先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到了（可以）不畏惧而且（能够）慢慢地为这件事情谋划，因此能够得到最终的成功。

       参考资料

       句子迷.句子迷[引用时间2018-1-15]

晁错论的创作背景

       出自苏轼《晁错论》。大意是古代能够成就大事业的人，不仅仅因为他们有非凡的才能，而且因为他们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才能与毅力缺一不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做事功败垂成，不是因为他们不具备才能，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坚忍不拔的毅力。

苏轼的那一句到底是”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看补充

       《晁错论》为苏轼在宋仁宗嘉佑五年至六年（1060—1061年）写就并呈与朝廷的文章之一。《晁错论》的具体写作时间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本文写于宋仁宗嘉佑五年，是在制科考试前所上二十五篇《进论》之一；另一种说法认为该作品写于嘉祐六年，是苏轼在制科考试中的一篇应试文章。

       其一宋仁宗嘉佑五年，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属正九品。苏轼未赴任，经欧阳修、杨畋等推荐，寓居怀远驿，精心准备制科考试。试前，苏轼上杨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苏轼所上策、论词理俱佳，被推荐参加秘阁考试。

       其二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苏轼在制科阁试中合格，得以参加殿试。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宋仁宗在崇政殿亲试制科应试者，称为“殿试”。苏轼首先呈上《中庸论》、《汉高帝论》等二十五篇文章，接着答《策问》，即《御试制科策一道》，举条而对，作了五千余字，并入三等。

晁错论 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古之立大事者 不惟有超世之才 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苏轼《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责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赏析

       苏轼 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 晁错 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晃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晃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晃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晃错，但却句句在写晃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晃错继 贾谊 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晃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晃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晃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晃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晃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晃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晃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苏轼，这篇文章，的确有翻案，另辟蹊径，让人耳目一新，且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畅快。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中国人的终极智慧之一，忧也天下，乐也天下正是中国东方哲学的究极奥义。

        这是非常深刻的，深邃的人、智慧的人，一样要懂得快乐。只沉浸在痛苦中的灵魂是不可以长久的。但反之亦反。承平日久的国家和人民，都会有文恬武嬉的隐患。而汉和宋都有这样的特征。宋是外患在敌国。而汉则在积贫积弱的秦帝国后的战乱民不聊生后，北有匈奴之患，而东有诸侯国之忧。削藩是一定的必由之路，而可轻可缓，可以徐图之，而“欲速则不达”，且七国发难，祸端一起，立马想全身而退。则必然会遭到诟病和祸端。“起而强为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都不失为冒失之举。

        汉下白登道。刘邦在立国未稳、民心思定、实力尚不雄厚的时候，在白登山被围困，差点身死人手，这足可令后世警戒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智者是必须要慎思、三思而后行的。

        现在想想刘邦的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何尝不是一句由衷的喟叹！

        狡兔死走狗烹，一方面要谨防诸侯王做大使中央不保，一方面又要担心能者皆去，帝国的疆域谁能拱卫？

        这是一个悖论，但这又何尝不是历史中国一直以来演进的悖论和无解之题呢？所以安史之乱后，又有靖康之难何足怪哉？

        ——华力 2019年10月15日 乙亥年九月十七

苏轼的晁错论写于哪一年？

       出自苏轼《晁错论》，意思是说自古以来能够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仅仅要有超凡出众的才能，还一定要有敢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当年毛主席在做出抗美援朝的伟大决策时，面临的是强大的美国、还未扫平残敌的国内现实，以及心怀鬼胎而袖手旁观的苏联，但他毅然以其超人世界眼光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毛主席知人善用，选择了彭德怀为志愿军总司令，依靠他本人及彭德怀等广大指战员超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顽强战斗意志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毛主席千方百计组织国内一切力量为志愿军提供后勤保障，在面临美国的原子弹威胁时，一方面鼓励士气，一方面抓住时机、团结世界各国反战力量给美国施加压力，使美国不敢扩大战事并放弃使用原子弹，最终促成了朝鲜战争的和平解决，达到了支援友邻，保家卫国的目的。

       一种说法：写于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是苏轼应制科考试时所呈的《进论》之一。

       另一种说法：写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苏轼于1061年应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按要求应在制科考试举行的前一年向朝廷上交所作的策、论各二十五篇。《晁错论》就是二十五论之一。

       好了，今天关于“苏轼晁错论”的探讨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对“苏轼晁错论”有更深入的认识，并且从我的回答中得到一些帮助。